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2）《汉志》认为，法家之中，只有刻者才会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言下之意，正常的法家也主张仁爱教化。

而六经是儒家的经典，因此，九流各自分别是儒家的支流与末流。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

今曰：‘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谓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则，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为道，而欲以虚无寂灭之学，揣摹而言之，故其说如此。6〈孟子论〉，载于《苏轼文集》，第97页。因为，人与动物之间的那点区别是与生俱来的，不随人的主观意志所转移。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那么，治理之道如何？怎样赢得民心？孟子认为，统治者应当实行仁政。孟子引用《尚书·泰誓》的名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也就是天民合一论。

（均见《孟子·万章上》）这段对话有两点值得注意：1.天子不能把天下托付给人。孟子强调，学问之道就在于找回本心。

在这种意义上，孟子的人性观应该概括为趋善论。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而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就在于始终坚持和高扬一种以王道为核心的理想主义精神。另外，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如揠苗助长一样。

孟子还指出，培养浩然正气，绝不能做亏心事情，否则，这种气就会变得软弱无力，就不再是浩然正气了。同时，孟子还强调实行仁政，仁政的主要内容包括制民恒产和道德教化。浩然之气象征着一种顶天立地的人格精神，升华为一种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如果丧失羞耻之心，就沦于禽兽了。这就表现出了战国的特点。

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说：有。因此，孟子断言：仁也者，人也。

孟子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因而体现了一种以霸道为内核的现实主义精神。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这种精神觉醒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人类经过对人与自然或天的关系的反省，达到关于自身对外界的自觉。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由此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与人文教育都应注重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理念。得道的实质就是得民心（或得人心）

陈先生还特别指出，明清之际的儒学中也已经出现了儒家伦理世俗化的潮流，泰州王艮的安身、尊身、保身理论，以及罗近溪对孝悌慈的阐发，已经肯定了为家庭追求财富、功名的功利性价值。（《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序文，第3页。

（四）一切差别的消失，时间空间的超越。（同上） 陈先生还特别揭示了颜山农话语与行事的民间宗教的性格。

陈先生的这个论断对于纠正某些海外中国学研究重视地域性而忽视儒家文化的普遍性的错误方法和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上世纪90年代，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以及工业东亚理论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陈先生也积极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给予回应。他的研究方法，既包含他比较常用的概念分析的哲学方法，也包括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方法。关于陆陇其，陈先生重在揭示他如何以实补虚，对王学进行反省与批判，他想通过重建朱学的权威来纠正王学空疏误国的偏失，他们虽然并未越出理学的藩篱，但要求把理学从空疏引向笃实，这是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方向是一致的。

陈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仔细比对了今本《传习录》下卷与《遗言录》的内容，并结合佐藤一斋有关闾东本（未见，或已佚）《传习录》的记述，对《传习录》形成的历史进行了细致严密的考证，指出钱德洪所刻的《传习录》应该有嘉靖甲寅、乙卯、丙辰三个刻本，乙卯、丙辰刻本均与《遗言录》有关，而甲寅刻本在《遗言录》刊刻之前，故与《遗言录》无关。根据年谱记载，阳明去世之后，弟子曾经相约三年之后收集阳明遗言。

从群体生活来说，可以培养个人约束自己以遵从群体的纪律。我们应该学习陈先生将义理、考证融为一体研究方法，多元开放的研究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推动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研究的发展。

这些都是陈先生对于泰州学派研究的高明之见，推进了我们对泰州学派定位的认识。这样一种强调训练和自我控制的传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及社会化训练重仍然被有力地保持着。

）陈先生深刻而敏锐地发现了韦伯关于儒教伦理不适合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论断所赖以出发的方法论基础是有问题的，即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没有把宗教伦理理想与信徒生活实际所受的影响区别开来（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15页。在该文中，陈先生根据Stace的理论，将神秘体验区分为外向的神秘体验与内向的神秘体验两类，儒学的神秘体验大致上也可以分为两种，外向体验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代表，而内向体验似渴分为‘宇宙即是吾心和‘心体呈露两类。陈先生的《仁学本体论》一书就是对于当代儒学的一种理性重建，在该书中，他也充分肯定了熊十力哲学的意义。关于黄道周，陈先生说：近世以来，学人多重船山、梨洲、亭林诸公，以为明末三大家。

通过对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讲会活动的考察，陈先生反思了晚近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将学术思想和流派归于某些地域的地方宗族和阶级的研究方法，这也是陈先生在《儒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一文中重点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由于阳明文献特别是讲学语录除《传习录》外保留无几，故对阳明学研究来说，仍存在文献不足的遗憾。

特别是，《稽山承语》中有一条语录记载阳明十五六岁格竹的事情，正印证了陈先生在《有无之境》一书中的判断，即阳明格竹之事不可能发生在弘治壬子（1492），年谱记载有误。吴震教授《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以年表的方式，揭示了明代讲学运动的组织形式及展开形式，着重考察了讲学活动的思想背景及其思想理念。

这些研究往往对思想家的生平及思想进行纂要钩玄的介绍，读者结合《宋明理学》一书，可对明清儒学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29页。